《家具TIME》发表樊荣强文章：从民工到蓝领

2010年第一期《家具TIME》杂志组织大型专题报道《重塑珠三角家具产业竞争力二部曲——东莞转型》，其中刊登了樊荣强的文章《从民工到蓝领》，该文从东莞外来民工在向产业工人的身份转换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展开思考与剖析，提出种种改革思路，揭示了东莞以至广东经济转型中的深刻困境。

《家具TIME》发表樊荣强文章：从民工到蓝领。杂志封面

《家具TIME》发表樊荣强文章：从民工到蓝领。杂志内页

文/樊荣强

东莞从1978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到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到现在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三十年来东莞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8年的生产总值高达3710亿元，成为中国制造的典型范本。这背后既要归因于东莞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也离不开像来自全国各地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们的贡献。

东莞是全国外来民工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东莞1200万人口中，民工人数高达1000多万。这个庞大的民工群为东莞奉献了青春和血汗，却只能像候鸟一样，来了又去，走了又来，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找不到丝毫归属感。随着内地很多城市不断地复制东莞经验，东莞对民工的吸引力大大削弱，而且这座城市在近年来患上了一种叫“民工荒”的疾病。缺的不止是民工，更缺熟练的产业工人。

尽管东莞市政府出台了诸如“新莞人”的政策，但依然没有足够的政治自觉和魄力，去破解人才难题。东莞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把民工培养成蓝领也即产业工人，显然是其中一个不缺少的环节。这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重大命题。

民工：被榨干的一代

笔者2003年曾写过“广东四小虎”批判系列文章，在其中的《东莞凭什么？》一文里写道——“东莞繁荣的工业化表象背后，那些在流水线上，在社会底层，在现代化的厂房里面，那数百万的民工在东莞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微薄的工资，就是冷眼、歧视、排斥，以及内心无尽的煎熬。农民在城市里难以扎根，外地人在东莞只能是暂住，症结在于滞后的户籍制度。深圳出台了蓝印户口政策，但那是给一些高素质的人，一些带来投资的人。这样的政策在东莞不适用，因为东莞大量的是工厂劳工，是农民；农民不会去领蓝印户口，最多只能领一个暂住证。”

与广大外来工的失望相对应的是，东莞市政府对如何建立一种多元、平等、公正的移民城市文化缺乏自觉意识。政府官员可以说在其内心深处可能根本就无视外来工的存在，仅仅是把他们当成一种候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所以城市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必考虑他们的存在。

的确，大部分民工，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之下，在自己只拥有简单劳动力的现实面前，他们并不奢望自己能够像少数从民工中杀出重围的精英那样在东莞落地生根，而只能是在自己身体最强壮的时候，在工厂还招收他们的时候（一般是18岁到24岁），将自己的劳动力在东莞廉价地出卖，然后再回乡养老。

笔者曾想采访一位东莞市政府的官员，在电话中向他谈起东莞的民工如何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时，他很突兀在问道：“什么是产业工人？”，记者不知他是真不懂还是使用了反问句，只好跟他解释说，不就是那些第二产业的工人呀。谁知他的答案很简单：“什么民工向产业工人转换，民工不就是产业工人嘛。”记者希望他介绍采访一下当地劳动局的领导，他说，过完春节再说吧，这些天他们忙得要命。记者问，忙着把民工送回家吧？他说，不是要送回家，而是让他们留下来，就在东莞过年。

其实，把民工长期或者永久地留在东莞，而不仅仅是因为避免“春运”民工潮才把他们留在东莞过年，这才是东莞政府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具体而言，就是要把民工培养成蓝领工人。

民工转为蓝领之难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人力资源专家谌新民指出，民工与蓝领是两个不同体系的概念，民工相对应的不是蓝领，而是城市工或者体制内的工人，民工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产物。蓝领不是体制概念，而是技术概念。在工人内部，有蓝领工人、白领工人、灰领工人和金领工人等等划分，它是基于工人的素养、技能不同而划分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民工，是指非城市户口但又在城市工作的这部分人口。比如，在东莞的工厂里，一个从内地农村来的人，没考上大学，甚至高中都没有上完，从普通工人做起，参加过一些职业培训，最后做到了车间主任、生产厂长，甚至副总经理。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蓝领了，而是白领甚至金领，但他的户口还是农民，因此他还是一个“民工”。

事实上，随着20多年“民工潮”的潮起潮落，现在的民工已经与早期的民工有些不同了，他们不满足于做“两栖型劳动力”，他们出来打工，就是为了彻底脱离农村，一心要在城市里求生终老，繁衍子孙，而不是要在城市里赚点钱再回到农村去。

谌新民指出，现在中国制造业里，因为城里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干脏、险、重、累、苦的活，所以绝大部分的蓝领是由民工充任的。谈从民工到蓝领，其实就是要谈从没有正式身份的、没有社会保障的、没有正式合同的、没有正规职业培训的蓝领，转换为有正式身份、社会保障、正式合同和职业培训的蓝领。

谌新民向记者全面分析了实现这种身份转换的众多制约因素，他总结为五个主要原因：

他说，一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制度缺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比如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排斥、打压。二是体制外工人即“民工”本身的教育水平。他们没有经受大工业的洗礼，而且多数人也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三是技能方面的局限。民工基本上都没有经受过正规的产业技能培训。相对于城市工来讲，技能的缺乏也是造成他们地位尴尬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五是经济动因。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有它的经济原因。为什么很多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环卫业，他们愿意用民工，不愿意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技能培训相对较好的城市人呢？这里边就是成本问题。根据测算，相同的岗位分别用一个城市工和一个民工，前者的工资与福利等费用会高出40%到50%左右。

具体到东莞而言，市政府已经做出部分尝试，但远远不够。东莞曾施行一段时间的购房入户政策，已于去年取消。目前，东莞在推行的新莞人入户政策，主要限于企业人才入户、事业人才入户和特殊人才入户，而与广大的民工绝缘，实际上他们才是东莞制造的支柱。

东莞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大量外来民工的廉价。但是，政府不能只讲效益原则，更重要的是讲公平原则。2008年年初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导向，从只讲效益到兼顾公平的问题，毕竟廉价劳动力是一种不值得张扬的优势。从短期看，《劳动合同法》会有损东莞的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促进中国的地方政府将民工提升为产业工人。

因此，如何让东莞市政府有积极性，有利益冲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曾向原东莞市市长黎桂康提出，如果东莞市政府能够在如何帮助外来民工融入东莞社会，突破目前的制度障碍，建立一套全新的机制，创造一系列有价值的经验，有计划地将1000万外来工在三五年内吸纳其中50万、100万人，将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创举。东莞在经济上受惠于港澳的产业转移优惠，为什么不在社会管理上充分借鉴港澳的先进经验呢？倘若东莞能逐步将1000万的农民工改造成产业工人，这既是东莞农民工之福，也是中国制造未来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