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荣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今年92岁了。去年，他获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勋章。
最近我在看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是我打算完成这篇写我父亲的文章。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战士，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讲他的故事。
2020年春节，我去看望他与母亲。那时正是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敢出门，我们都呆在家里，我专门跟他聊了一个小时，简要记下了他的故事。
先看看我当时记录的他的简历：约1929年5月11日出生于广西忻城县板六乡；19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1953年回国先后驻防吉林海龙县和辽宁大连旅顺口；1956年转业到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现改为重庆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工作，在轮船上当水手和舵工；1980年退休。
一、童年不幸，野蛮生长
我父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已经无法确定。前面的简历中说“约1929年5月11日”，这只是当年写户口时凭记忆编的一个大概日子。因为他的父母在他还没有记忆的时候相继去世，根本不像现在的孩子年年过生日，哪里知道自己的生日。
在我父亲的记忆中，没有他父母任何的影像，而我和我的姐姐弟弟们从小也没有爷爷、婆婆。这真是一种遗憾，看身边的小伙伴，以及书上经常说人家有爷爷讲故事，而我呢？根本不知道爷爷与婆婆长什么样子。
甚至，我的爷爷与婆婆是怎么去世的，我的父亲说，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实在太小了。
我的父亲还有一个比他大4岁的哥哥，失去父母之后，他们都由“大伯”养大。这件事情，我多年来都有个误会。小时候听父亲说他由大伯养大，还以为说的是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现在一深究才发现不合理，他的大哥才大他4岁，也只是个孩子，怎么能够把他养大呢？原来，把他养大的是他的大伯，也就是我的大爷爷。
父亲说他出生在广西忻城县板六乡。从小我就记得这个说法。但是，今天的忻城县并没有板六这个乡，甚至连村都不是。板六现在仅仅是一个地名，位于县城西边的奇庚河边，离县城只有几公里，属于城关镇尚宁村的地界。
不过，据史料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各县区、乡镇、村街和甲的编制大纲后，全县设有喇营、思练2个区17个乡。喇营区公所驻喇营街，管辖黄泥、板河、宁江、板六、喇能、烽火、隆光、新圩8个乡。”1950年2月，忻城县区划有所调整，大约从这个时候起，板六不再作为一个乡存在。但是，在那以前，在我父亲的记忆中，板六确实应该是一个乡。
虽然我在重庆出生、长大，但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常常会特别强调祖籍广西，甚至年轻时填写各种登记表时，祖籍一栏就填为广西忻城。
我的父亲自1950年参加志愿军离开忻城板六，后来只有1990年的时候回去过一次。那一次是带着我妈和二姐三岁的女儿去的，呆了两天就离开了。我妈说，他们那里的人说话听不懂，完全没法交流，饮食也一点不习惯。
没过两年，我的大伯也曾到重庆我家里来做客。很神奇的是，两兄弟竟然相对无言。大伯说的广西话，父亲听不懂了。而父亲也不会说广西话了，他说的重庆话大伯也听不懂。这是个谜：我父亲离开家乡时已经20岁了，怎么就忘掉了从小学会的家乡话呢？
2003年6月，我自驾由广州到重庆，经过宜州时，特地绕弯走G242国道70来公里专程去忻城，并找到在网上认识的忻城县职业中学的樊力玮，由她带路去板六，第一次到了我的祖籍地、父亲的故乡，并且见到我的大伯及其大儿子一家人。
我大伯一家人生活的地方，还是我父亲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房子虽然修过，但依然是靠近河边的房子。那条河就是奇庚河。我可以想象，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条河里游泳嬉戏而长大。
一周后，我又自驾由重庆到广州，车上载着我的父亲。路过宜州时，我在去往忻城的路口停下车，问父亲要不要回去忻城老家看看。开车进去差不多要两个小时，来回就是半天。父亲说，不去了。我也没有坚持，然后就继续向广州方向前行。在广州呆了十多天之后，他坐飞机回重庆。那一年，父亲74岁，身体还挺硬朗。但是，与他的故乡错过了，我一直觉得有些遗憾。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再回故乡看看有点困难。
1949年11月27日，忻城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忻城解放。我的父亲年轻力壮，聪明肯干，跟他大哥一起参加了农会，搞土地改革，虽然没有上过学、读过书，但绝对算得上进步青年。
二、志愿入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军趁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以第10军在西海岸仁川登陆。10月初中国领导人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开始抗美援朝战争。
这场战争改变了我父亲的人生轨迹。
1950年10月，我的父亲和他大哥一起参加了志愿军。他并不是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参军后经过短时间的强化训练，年底很冷的时候到达丹东，当天下午到达，晚上就过鸭绿江。一直在南方生活的他，根本不适应北方寒冷的天气。
我的父亲属38军。38军是最早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刚打完两场硬仗，减员无数。我父亲入朝后就补充到原部队里面。
我父亲的传奇在于，他在朝鲜战场上没有任何传奇。他所属的114师主要属于第二阵营，而且他又属于炮兵，因此，他在朝鲜三年，都是在山上驻扎，大部分时间都在营地呆着，连一个美国鬼子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打死过美国鬼子，甚至，连一个南朝鲜的伪军也没有见过。
最为神奇的是，我父亲竟然是侦察兵。他是114师独立侦察连的战士，但是，他这个侦察兵无枪无匕首，完全不像电影电视里面那种装备精良的侦察兵。他的工作是，由朝鲜人带路，冒充朝鲜学生，到各个地方去转悠，然后回来画地图。
不过他这份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入朝作战准备非常匆忙，之前也没有谁画好什么军事地图可供作战使用。如果没有人去画地图，炮弹都不知道朝什么方向打。
在听我父亲讲他的侦察兵任务之前，我对侦察兵的认识都来自于电视电影，以为侦察兵就是那种深入敌后，探查位置，捕捉俘虏的战士。看来我肤浅了。
侦察兵的工作有时候也挺闲，正好，我的父亲开始学文化认字，而且表现出色，当上了班长。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停战实现，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当月，我的父亲也随大部队回国。
三、驻防边疆，守护国门
我的父亲回国后，随部队在吉林海龙县（今改为梅河口市）驻防一年多。这时候，他由志愿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顺便介绍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114师的历史。该师前身为1942年8月2日在山东的东北军起义部队新111师，后经多次改编，称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第3师。1948年11月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114师。1950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14师入朝参战，参加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3年7月回国，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4师番号。1985年9月改番号为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4师。1996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114师。
父亲在海龙县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学习文化。在朝鲜的时候有了一些基础，现在终于可以安心地好好学习了。我猜想，就是这个时期他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化基础，以至于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小时候没有上过学的人。
1955年初，父亲的部队接到命令，去接管旅顺口的炮台。
旅顺港口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军事界家形容旅顺港口为：“旅顺一口，天然形胜，即有千军万马，断不能破。”
辽宁大连旅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1898年被沙俄强行租借，1904年日俄战争后又被日本抢去，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由苏联占用，成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基础。1955年，苏联将旅顺归还给新中国。
按相关资料介绍，1955年1月9日，志愿军第三兵团奉命接管旅顺地区的防务。5月24日，双方彻底完成了交接工作，中苏双方签订协议书，旅顺完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有些不解的是，我父亲所在的38军114师并不属于第三兵团，他怎么又参加了接管旅顺的任务呢？问父亲，他也说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我猜想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所在的团或营回国后被整编到了第三兵团；一是因为他们是炮兵，而接管旅顺需要大量的炮兵，所以他所属的部队被抽调到接管旅顺的部队中。
中国从苏联接收的军事装备中，有各种型号的海岸炮54门、高射炮122门。我的父亲说，他们一个连接管了苏联交还的八门大炮，一门炮由十多个人也就是一个连负责。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训练，训练。
旅顺口这个地方，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起过，但不知道他在这里生活过一年半。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去实地看看父亲守过的炮台。虽然，那个炮台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四、转业地方，逐浪江海
1956年夏天，父亲转业到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现改为重庆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工作。从我记事开始，我都知道父亲是在船上工作，他的单位叫“长航”。
为什么会转业到长航？大概是他能够游泳吧？小时候因为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所以从小就会游泳。而到船上当水手，会游泳是一个基本条件。父亲被安排到武汉集中参加了三个月的学习班，学习如何当水手。
当年，也就是1956年底，父亲被分配到重庆长航，在一条往返重庆-上海的货船上当水手。在我从小的记忆中，父亲是见过世面的人，入朝作战算是出过国，看他在上海外滩拍的照片，知道他去过大城市。
1957年，父亲经人介绍与我的母亲认识。1958年，结婚。1959年，我的大姐出生。
我父母的这段姻缘，来自于他在武汉学习班里认识的一个战友。他的这个战友，被我家的姐弟们称为“冯姑爷”的战友。冯姑爷一家人，跟我们一家人是关系挺密切的非血缘的亲戚关系。小时候，几乎每年的夏天，冯姑爷家的两个孩子都会从大城市重庆，到重庆乡下的长寿去过暑假。
现在我才知道，这位冯姑爷并不是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而是在武汉学习班时的同学，当然，他们都曾当过志愿军去过朝鲜。学习班结束后，冯姑父被分配到了四川省轮船公司当水手。
冯姑爷的老婆，被我们一家的孩子称为吴孃孃，她是我母亲的姊妹伙（现在称为闺蜜）。战友把自己老婆的姊妹介绍给战友做老婆，非常符合逻辑。
1963年，父亲被海运局借到上海，专门跑上海到青岛、大连、天津、连云港等地的货运。父亲说，那时候的海船都不大，只有100多吨运载量，每条船上有三十几个船员。
1966年，文革初期，父亲由海运局放回重庆，在港务局闲着一年多没上船。而在前一年，即1965年的10月，我出生了。我猜想，这时候闲着没事干的父亲，是不是经常带着我玩呢？
大约1968年，父亲成为东方红101客轮上的水手，1970年转为舵工，也就是在驾驶仓开船的人。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的父亲直到1980年退休，他就是东方红101船上的舵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公路不发达，所以经常由重庆到涪陵的人，都知道且还多次坐过“东方红101”客轮。据说最初它叫“江都”，文革开始曾改名“东风”号，是长江上的第一艘大型客轮。每两天一趟，定班往返重庆到涪陵航线，沿途停靠木洞、洛碛、长寿、蔺市、李渡。
东方红101，父亲在那条船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整整工作了12年。1980年，他50岁那年，光荣退休。1984年，“东方红101”更名“江渝101”，同年报废。
资料显示：东方红101客轮1958年由上海江南厂打造，船长66.9米，宽10米，吃水2.2米，排水量694吨，载客量762人，最大载客量1451人，载货量100吨。主机2台RBDV 400马力柴油机。设计航速23公里/小时。
小时候，母亲与孩子们都住在长寿乡下小镇渡舟，因此我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除了他回家休假之外，就是去长江边的长寿码头接船。因为轮船在重庆与涪陵之间往返，经过长寿码头时会停靠十几分钟，这就是我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从我家到码头有10多公里的距离，有时候是早上去接船，有时候是晚上去接船。轮船由重庆到涪陵，早上出发，下午到达涪陵，因为顺江而下，被称为下水船。由涪陵到重庆，下午出发，第二天早上到达重庆，因为逆水行船，被称为上水船。如果接下水船，我们就早上去；如果接上水船，我们就晚上去。
父亲不知道什么学会了木工活。家里有全套的木工工具，而且家里的床和别的许多家具都是他亲手打造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回家休假的日子，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做家具。
我大约十岁那年的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与小我四岁的大弟一块下到家门口的河里游泳。没多久，我抬头不见了弟弟，只见河中心不远处有一个头顶浮在水面，又不像什么人在玩潜水，估计是弟弟溺水了，于是大声喊叫。那时我刚学会游泳不久，只会一点点狗刨式，也不敢游过去救人。喊声惊动了正在家门口聊天的母亲与二姐，她们都不会游泳，但见弟弟溺水，竟然都往水里跳。幸好父亲正在房间里干木工活，听见喊声就跑出来，跳到河里把三个人都救上了岸。
弟弟救上来时已经昏迷，幸好父亲会游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女儿在10岁前我教给她的若干必备技能中，就包括了游泳。
